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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2009 年 06 月

給十年後的

十年後的我:

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我, 但我不知道你是誰. 這樣的問候, 很奇怪吧, 但你要記得我現在是一片混沌.

我對你的印象其實不多. 大概是社會經驗比我豐富吧, 物質生活也比較豐裕. 大概應該和她結了婚, 有了孩子. 我想, 任何一個香港人對於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 這些都是基本想像吧, 我也深信三十多歲, 活在香港的你, 也大概如此. 如果我猜不中的話, 我不會覺得太灰暗, 也許你這十年所經歷的, 與一般香港人很不一樣. 怎麼說呢? 我知道十年前的你, 選了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甚至那不是一條路, 只是望著目標不顧一切的走. 但我知道, 路走了十年, 一定還沒走完, 如你沒有放棄, 你一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對於未來十年的事, 不能預見, 只能期待. 如果一切順遂的話, 你該是一位在學院裡埋頭苦幹的學者了. 我不知道你是一位怎麼樣的學者, 但我期望你是一位真正的知識份子. 我也許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和角色有很多不切實際而無知的定義和期待, 但我真的很希望你是一位知識份子. 如果你是知識份子, 你應該會記得, 十年前的你, 不學無術, 愚魯慵懶, 卻學人家大談知識份子, 結果落得灰頭土臉. 對呀, 像我這樣的人, 有什麼資格談論知識份子呢? 門兒都沒有. 這些年來, 我因為無知和自以為有知, 受了不少的羞辱和挫敗. 我想, 大概因為你都記得這些羞辱, 不願意再被挫敗, 你才會成為一位知識份子. 但我更希望你是一個包容寬厚的人, 學會人不知而不慍; 對於知識仍有熱情, 仍然勇於嘗試創新, 不要被象牙塔的殘酷制度磨得不似人形; 對於家庭和朋友, 能夠保持真誠, 愛身邊所有人, 不要被複雜的人際關係嚇得只懂收藏自己. 這些年來, 我在家庭和朋友之中也嚐過了不少苦頭, 但我深信, 你努力了十年, 所以你會有這樣的成就.

但我對你最大的期望, 是你能以你所學的知識貢獻社會. 自懂事開始, 我最關心的事始終是如何能令香港人/中國人活於一個更好的社會. 直至今日, 這個社會仍然充滿著不公不義, 十年後也許還沒有什麼改變. 如果你在社會有一定地位的話, 你應該利用你的地位為社會好好做一點事. 你寫的文字會有更多人留意, 你的思想會影響更多人. 所以你不能糟蹋這些位置, 如果你感到氣餒的話, 希望你記得我的誓言. 請加倍努力.

但如果你不能成為一位知識份子的話, 我還是希望你不要灰心. 不論你幹甚麼, 請記得你曾經年輕. 我寫這封信, 只是希望你還記得我, 還記得我在這裡的誓言. 我不會希望你我始終如一, 我是一個這麼不堪的人, 怎麼好意思要人家跟我如一? 我慶幸記得自己為什麼變成今日的自己, 所以, 你記得我就很好了.

我還想很幼稚地在這裡貼一首歌詞, 可能你已經不再聽流行曲了. 但我很喜歡這首歌, 喜歡得每次感到無力就不斷地播不斷地聽. 我希望, 你仍然喜歡這首歌, 不要覺得我或者這首歌幼稚.

曾經太年輕 作詞/方文山 作曲/黃韻玲 歌手/藍又時

窗外風鈴一直不安靜 風在搖晃不安的宿命
我聆聽 你回憶經過的聲音

開始旅行寂寞很清醒 我在靠近過去的邊境
有些 戀人只是 路過時的風景

曾經太過年輕 卻絕對真心
我給的愛始終任性 不懂花開只一次的愛情

曾經太過年輕 淚純真透明
你的堅定 我仍然還 相信

開始旅行寂寞很清醒 我在靠近過去的邊境
有些 戀人只是 路過時的風景

曾經太過年輕 卻絕對真心
我給的愛始終任性 不懂花開只一次的愛情

曾經太過年輕 淚純真透明
你的堅定 我仍然還 相信

直到如今你說愛我的那封信
我一直都收藏著 摺疊用心 讓誓言乾淨

曾經太過年輕 在人海飄零
那些關於我的事情 總有你緊緊跟隨的身影

曾經太過年輕 淚純真 透明
你的堅定 我仍然還 相信

十年後, 請記得, 我還相信.

垃圾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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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外遊回家, 才在網上看到梁文道這篇文章, 雖然和我的觀點有點相似, 但他比我寫得好得多. 珠玉在前, 我不想獻醜了. 不必看我的, 看他的就行了.

此BLOG是兩年前的六月四日登記的. 但第一篇文章卻在六月六日上載. 我寫字的原因, 除了工作需要外, 大概都是為了排解思緒. 但這兩年來真的很少寫, 因為大部份時間都在不斷吸收的混沌狀態, 只學習, 不發表. 本來第一篇應該是要寫六四的 (這是我開新BLOG的原因), 但這篇文字好像遲了兩年.

關於六四,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其實沒有什麼好發表的. 我沒有去過六四遊行和燭光晚會, 但不代表我不支持追討六四的血債. 這些年來, 我都以為這是香港人的共同底線, 即使像民建聯之流也不敢為其主人開脫, 只能不斷迴避問題. 但這兩年卻不斷有人意圖改寫歷史, 這太小覷我們了.

英治結束十二年, 香港人正在譜寫自己的歷史. 舊的殖民主已去, 新的殖民主來臨, 我們沒有回到娘家的興奮. 我們很快就發現, 中共書寫的歷史不是我們香港人的歷史; 我們很快就發現, 我們不願意把中共奉為正朔的歷史視為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們會為一個爛鬼碼頭被拆而憤怒, 因為我們發現, 他們要拆的, 是香港人的記憶.

六四是這記憶的最重要一頁. 我們就是在二十年前, 切身感受中共的不義, 深感他朝君體也相同. 六四讓我們醒覺, 沒有民主化, 香港只能是中國的殖民地, 不能真正地成為祖國的一員. 那一夜很多香港人哭了, 除了為了同胞而哭, 也為香港的將來而哭. 一百萬人走在街上, 爭取的除了是大陸人的自由, 還有我們將來的自由.

我們的憂慮變成了現實, 回歸不是回歸, 只是易主, 香港雖然不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但我們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董去曾來, 我們是旁觀者; 經濟的起跌, 面對中國這巨人, 我們無能為力. 只有六四, 我們從不是旁觀者. 我們上街, 我們抗議, 我們救人, 既出於對同胞的關懷, 也出於對自身命運的掙扎. 到今天, 我們唯一能做的, 也許就是在每年的六月, 記得那一年的北京, 那一年的香港. 我們的憤怒, 除了是一筆血債, 也是為了那一點被一槍打碎的希望. 學生有沒有做錯, 其實毫不重要, 即使是做錯了, 他們也是拿命來填啊. 即使香港人做錯了 (有人說香港的支援使學生不肯撤退), 我們也付出了二十年, 這二十年來, 我們失去了自主權. 我們有什麼虧欠了這個國家?

土共們永不明白六四對於香港人的意義, 因為他們的思考, 只是圍繞北京和中共, 他們心中沒有香港. 二十年前, 他們之中義憤填膺者, 大有人在; 二十年後他們顧左右而言他, 除了是屁股決定腦袋, 也因為他們從不明白, 香港人紀念六四, 其實是紀念香港之死. 所謂的血濃於水, 終究也不可能抵受時間的磨蝕: 台灣已沒有多少人記念六四了. 五年後, 也許沒有人會記得五一二, 但五年後, 香港的維園必定會有幾萬支蠟燭在燃燒, 還有數百萬人的記憶不滅. 香港的民主, 死於六月四日, 但香港人的民主意識, 卻生於六月四日.

這些失去的鮮血和希望, 不可能用白花花的銀紙抹掉的. 只要中國和香港沒有民主, 每年的六月, 我們都會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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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閱人言報練總專欄, 力陳屠殺與經濟發展無關. 對此當然全無異議, 但練總說台灣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同步, 則頗值得商榷.

研究中國的學者, 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台灣在民主化之前, 是一個經濟長足發展而政治毫無寸進的特例. 國民政府未遷台前 (1945-49), 在台灣建立新政府, 希望台灣洗去日治的殘餘, 重投祖國. 雖然建立了各級民主制度, 但實質上國民黨派駐台灣的官員, 對台灣本土人頗為歧視. 首先是言語不通, 當時的台灣人大多通曉閩南話, 但不諳國語. 台灣的中上階層甚至對日本文化較精熟 (這是日本皇民化政策的結果), 例如說他們每日看的是日語報紙. 國民政府一抵達台灣, 即時掃蕩日本的殘餘, 禁說日語, 禁刊日語報刊. 唯一留下來的是日本人建立的工廠, 基礎建設及官僚制度. 日後日本人留下的東西, 成了台灣經濟長達四十年繁榮的基礎.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被國民政府"再殖民"經驗的重要一環. 再殖民者, 其一指國民黨遷台者與土生台灣人的階級及文化分野, 其二指"大陸人"對台灣上層政治的壟斷, 其三指台灣的發展經驗很大程度上模仿其前宗主國日本. 國民黨遷台後迅即以國共戰爭勘亂為由, 發戒嚴令, 並立下黨禁報禁之例, 形成一黨專政的格局. 蔣介石為了合理化其政權在全中國的正當性, 基本上保留了國民政府的結構和人員. 國大代表和立委選舉被凍結, 故此1947年國民憲法正式實施後在大陸選出的議員, 任期長達三四十年. 這些議員被台灣人稱為萬年國代萬年立委, 到了七八十年代常有類似的滑稽場面, 這些萬年國代老得口齒不清, 走也走不動, 但也坐著輪椅被推進議事堂投票, 基本上他們只要有力氣舉手就不會被撤換. 直至1990年野百合學運, 李登輝才應允改選. 故此1949年遷台以後直至蔣經國逝世, 台灣的主要權力全都握在從大陸遷台的國民黨官員手中.

其二是國民黨作為一個列寧式政黨, 跟其大陸對手中共一樣, 是走黨政合一的模式. 國民黨同樣以黨領政, 基本上中央各級官員的位置, 非黨員是不可能染指的, 而且在八十年代前還要看你祖宗是誰. 至於練總所指的各級民主選舉, 基本上只是幌子. 國民黨雖無明文規定非黨員不能參選, 但事實上是大部份的參選人都由國民黨操控. 國民黨在台灣各地設立了很多外圍組織, 投入大量資源拉攏當地人的支持, 台灣人謂之"樁腳". 現時共產黨在香港籠絡人心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抄考台灣. 不同的外圍組織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而因為台灣地方選舉 (尤其是議會)是多議席單票制, 基本上國民黨在背後需要做極多功夫配票協調, 以確保壟斷議席. 結果是國民黨直至九十年代, 一直維持選票上的壟斷優勢. 二二八事件和以後引申的台灣人與大陸人的不平等, 好像從來沒有影響國民黨的勢力.國民黨的選舉壟斷甚至在民主化後還維持了一段短時間, 即使是陳水扁當選總統的2000年, 泛藍和泛綠的得票率仍為65: 35之比.

可以這樣說, 直至1980年的美麗島事件, 台灣人還是不敢想像寶島十五年內會變成民主國家. 七十年代初因為一系列的外交挫敗, 國民黨的確面對認受性的問題. 但他們在當時以本土化政策應對, 提拔更多的台灣人進入中央, 大致上其實還能駕御形勢. 至於黨外的形成, 是因為本土化僧多粥少, 某些台灣籍的國民黨員晉升無望, 索性出走自立門戶, 許信良就是一例. 他們在八十年代漸漸形成以省籍意識來爭取更多的支持, 這就是後話. 但可以斷定的是, 整個七十年代基本上沒有太多民主化及自由化的跡象, 國民黨不單依舊壟斷選舉, 而且打壓反對聲音的力量越來越大, 美麗島事件本身就是例子.

故此說台灣民主化和經濟發展同步是一種奇怪的說法. 當然不能否認台灣很早就有選舉, 但有選舉不等於民主. 這些選舉除了有國民黨在背後的操控, 台灣直至1987年戒嚴也沒有一系列的自由來支持選舉的進行, 以確保其公正性. 黨禁報禁本身就已剝奪了結社和言論自由, 反對派在任何選舉都難以宣傳, 被國民黨排山倒海的輿論攻勢壓倒. 說台灣在80年代前有民主, 情形大概跟說中國因為有村代表選舉所以有民主化差不多. (事實上有些學者會把50-70年代的台灣和80年代開始的中國比較, 這是後話)

至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些學者認為跟其威權體制分不開. 亞洲四小龍在政治經濟學上是很熱門的案例, 因為它打破了市場至上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二分法. 這些國家的發展特色, O’Donnell稱為威權官僚主義, 指威權政府的認受性不是來自領袖個人魅力, 而是透過理性而獨立於政治的官僚架構作決策, 帶動經濟發展, 以經濟成就維持聲望. 故此這些國家會提倡經濟發展至上論. 日本南韓台灣都設有極之獨立的經濟決策機構, 走MERITOCRACY的政策, 大概跟香港的AO制差不多. 由於這些人的成敗只在於其決策成效, 故此不必理會政治壓力. 亦即是說, 威權制度因為不像民主制度可從議會影響行政決策, 故此這些經濟機關的權力較大, 可以制定較有遠見的政策. 這和一般民主國家以市場為主的發展策略不同, 但也不是像社會主義經濟般由政府決定一切.

故此, 雖然我認同屠殺跟經濟發展談不上有什麼關係 (其實六四後的中國面臨國際孤立, 頗有四面楚歌之勢), 但練總對台灣政經關係的了解顯然有誤. 另二二八事件一方面造成今日的所謂族群對立, 但這種對立某程度上對民主化的推動頗有幫助, 這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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